• 他是交大之子也是航天之父!今日中国航天正如他所愿
    发布日期:2019-08-28 01:1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香港118现场开奖结果。正是六十一年前钱学森向中央提交《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》(以下简称“意见书”),才逐步开启了中国航天的辉煌历程。实际上,早在钱学森之前就有人向和国务院建言研制导弹,并且建国初期还进行过导弹研制,但未能成功。那么,为何1956年钱学森提交意见书后,中央会按照意见书的基本内容,立即启动导弹研制的项目呢?

  今天,我们不妨通过回顾意见书的内容,寻找个中原因。也值此纪念日,节选“中国航天之父”钱学森的部分语录,与大家一起缅怀、纪念这位人民科学家。

  1949年5月14日,在香港做秘密联络工作的曹日昌(中共党员、香港大学教授)就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,并通过葛庭燧(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)寄给钱学森。曹日昌在信中以“北方工业主管人”名义邀请钱学森回国,到东北或华北领导“航空工业”的建立。这封信的全文如下:

  近来国内的情形想您在美也知道得很清楚:全国解放在即,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,正在积极恢复建立各种工业,航空工业也在着手。北方工业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,只因通讯不便,不能写信问候,特命我致意。如果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,很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国内来,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。尊意如何,盼赐一函。一切旅程交通问题,我都可以尽力襄助解决。

  最后,我作一个自我介绍。我是学心理学的,现在香港大学任教。因为香港接近国外,国外朋友回国多数经过香港,我就顺便招呼一下。

  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给钱学森写完信后,又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抄了一份保留,成为珍贵的历史材料。

  然而,钱学森计划回国时却受到美国当局阻扰,并被美国扣留长达五年之久。与此同时,中国实际上也开展过导弹的研制工作,但未能成功。1955年10月28日,钱学森经过艰难险阻后终于回到祖国,抵达北京;10月30日至11月11日,他参观了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、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研究单位、高校,以便了解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学成就。

  我是中国人,我到美国来是学习科学技术的。我的祖国需要我。因此,我总有一天要回到中国去的。我从来也没有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。

  ――《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》,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 年版第100 页

  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?我认为道理很简单――鸦片战争近百年来,国人强国梦不息,抗争不断。革命先烈为兴邦,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,献出了宝贵的生命,血沃中华热土。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,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,在千万般艰险中,探索追求,不顾及其他。再看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,在百废待兴的贫瘠土地上,顶住国内的贫穷,国外的封锁,经过多少个风风雨雨的春秋,让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。想到这些,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丢呢?

  今天我们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,觉得无限地愉快和兴奋。过去四五年来,因为美国政府无理的羁留,归国无期,天天在焦虑和气愤中过活。现在靠了我国政府在外交上严正有力的支持,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舆论上的援助,我们才能安然返国。我们向政府和所有帮助我们的人民致谢。

  ――《钱学森在美国(1935-1955)》,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

  随后,钱学森在国务院安排下前往东北考察。此行目的表面是参观东北三省的大学、研究机构和工厂等,实际上是希望钱学森通过考察东北三省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,藉此对“航空工业”进行综合评估,即以现有基础能否研制出导弹;正如11月20日国务院给东北三省和相关机构的电报中所称:“钱学森的专长是力学、自动控制、航空工程等,在了解我国建设情况及技术水平后将对他未来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。”

  11月22日钱学森启程前往东北,至12月21日返回北京,为期一月。期间,钱学森考察的机构主要包括:(一)科学研究所,如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、哈尔滨土木建筑研究所、长春机电研究所等;(二)高等院校,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、东北工学院等;(三)生产工厂,如钢铁厂、煤矿、水电站、炼油厂、冶炼厂、化工厂、机床厂、汽车厂、电机厂、飞机厂等。通过此次考察以及与相关人员的座谈,钱学森摸清了“航空工业”的底;后来,他在意见书中指出:

  我国现在航空工业是十分薄弱的,我们在最近才从飞机修理阶段转入飞机生产阶段,有了飞机工厂和喷射式推进机厂。但是这两个工厂现在完全依靠苏联供给的图纸,自己还不能够设计新型飞机,更不能作出为设计用的工程及科学资料。至于飞弹火箭,我们是完全没有。

  说到航空用的材料,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薄弱。现在只有一个年产20.000吨的铝厂。我们所必需的航空特殊金属还是要由外国进口。电子器材厂也是正在开始,还不能完全生产各种类型的另件。

  至于航空研究,我们只有些主要地为教学用的风洞及其他实验设备。我们还没有专为研究用的设备,更没有大型为设计研究用的设备。所以可以说,我们完全没有航空研究可言。

  人力呢?我们也是很薄弱。以整个力学来说,估计全国有180人从事力学教学;力学研究的高级干部,中间最有能力的,能过领导工作的只30人左右。航空人才只是力学人才中的一部分,人是更少了。

  总体而言,钱学森通过考察得到的结论是,我国航空工业基础非常薄弱。那么,钱学森是否就此断定中国无法研制导弹呢?11月25日钱学森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之间的一段对话,对此作了明确回答。陈赓问:“中国能不能发展导弹?”钱学森回答:“为什么不能搞?外国人能搞,我们中国人就能搞?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?”陈赓说:“好,我就等你这句话。”钱学森底气十足,就是因为他在考察时意识到航空工业基础虽然薄弱,但已经具备研制导弹的条件。这段广为流传的对话,也为钱学森向中央提交意见书埋下了伏笔。

  科学家不要以为遇上失败是坏事情,科学家往往与千百次失败结为伴侣。不要以为鲜花、掌声、赞扬是科学家的生活,不要以为自己从事的研究总能被人理解。

  ――《致陈信》(1988年10月21日),《钱学森书信》第4卷第291页

  我接触我国社会科学家们得到的印象就是:习惯于从概念出发,而不像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那样,一切从实际出发,从测定的数据出发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我认为必须引用数量经济学的方法,……这是个社会科学如何发展的大问题。

  ――《致吴健》(1984年6月13日),《钱学森书信》第 1 卷第460 页

  一个科技工作者没有自满的时候,客观世界的事物千千万万,总有我们还不了解的东西,不能停步呀!所以我也很少回忆往事,没时间。

  ――《致范希林》(1985年10月24日),《钱学森书信》第2卷第488页

  钱学森回到北京不久,就于12月26日在陈赓和朱兆祥陪同下,去看望因病住院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。彭德怀在谈话过程中透露,我国当前急需的是防空火箭,其次是对海上目标火箭,要求能打300至500公里;谈话间,彭德怀直接问钱学森:“射程为500公里的导弹我们自己能造出来吗?这样的导弹需要什么人力物力条件?估计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来?”需要说明的是,彭德怀提出能打300至500公里的导弹,针对的是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威胁;这个距离与台湾海峡的宽度相当,台湾海峡北部宽200公里左右,南部宽410公里左右。

  现在未有资料显示钱学森是否回答了彭德怀的提问,但12月27日钱学森与万毅(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)的谈话地作了回答。钱学森说,研制射程为300至500公里的导弹,“在两年内可以由研制试制到工业生产,但这解决了20%的问题;最重要的飞行自动控制器的80%问题,如无国外资料,自己从头开始,可能需10年,也许短些。”紧接着,钱学森详细地谈了技术人才、机构设置和资金投入等问题,并“建议军委予以讨论,下决心开始这一兵器的研究工作”。随后,万毅即向彭德怀汇报此次谈话内容。可以说,这次谈话内容实际上为意见书打了“腹稿”;不久,钱学森就接到了周恩来总理交办的一项特殊任务。

  1956年2月16日,钱学森受到周恩来和陈毅的接见;期间,周恩来委托他起草一份关于导弹研制的方案,同时在场的还有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、第二机械部副部长刘杰。2月17日,钱学森用一天时间就完成周恩来交办的任务,起草出《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》。

  纵观意见书全文,首先突出强调的就是研制导弹并非生产简单的军工武器,而是需要“一个健全的航空工业”。那么,这个健全的航空工业到底包括哪些条件呢?意见书从系统工程和职能分工角度提出四个条件:领导机构、科学研究、设计研究和生产工厂,显而易见,这四个条件就是四个“小系统”,共同组成导弹研制工程的“大系统”,向中央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开展导弹研制工程需要具备的条件。对于这四个条件,第一个比较容易实现;对于后面三个条件(即研究、设计和生产),由于各自基础和发展的不平衡,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:“研究、设计、和生产三面并进,而在开始时,重点放在生产,然后兼及设计,然后兼及研究。”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思路是正确的,因为只有提高工厂生产能力才可以为设计工作提供材料和零部件;而研究工作由于中国科学院已经集聚一批素有成就的科学家,且已经积累了一些理论研究成果。

  我从周恩来同志和同志多年亲自领导我们工作有一点体会特别深刻:对航天工作这样高技术而又复杂的科技工作,必须用民主集中制。也就是要发扬民主,以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能力,各尽所能,分工负责;另外又必须强调集中,有组织有纪律,关键时刻要由领导决策,大家贯彻实施。要民主与集中并重,不能只民主不集中,也不能只集中不民主。

  ――《致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办公厅》(1998年4月19日),《钱学森书信》第10卷第367页

  一个好的集体,人人畅所欲言,思维活跃,其创造力是伟大的。而如果是“老头子说了算”,其他人都处于压抑状态,这个集体就没什么创造力。所以社会思维学的一个重点应是集体思维的激活。

  人才培养问题的确是当务之急。我觉得传递知识比较好办,而启发智力比较难,尚无科学的方法,还有待于思维科学的研究与成果……但我也不是泄气。我以为只要我们把已知的培养人才的方法用起来,而不是设置障碍、干蠢事,高智力的人才可以辈出。

  个人传略总免不了对其人做出评价,而对人的评价只宜等人死了再做。所以我不赞成现在就写我的传;至于我死了之后,写不写,那是人民决定的事了。

  ――《致刘忠》(1983年11月24日),《钱学森书信》第1卷第258页

  我常说:作为一个中国的科技人员,党和人民肯定他的辛勤劳动,就是最高的光荣!

  ――《致刘岳松》(1984年1月11日),《钱学森书信》第 1 卷第261-262 页

  钱学森在美国进行航空科学研究长达二十年,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工程实践经验;依据他的经验,以现有基础开展研制工作,“如果只能靠自己,这非二三十年办不到”。但钱学森起草意见书之际,中苏两国正在洽谈援助中国武器研制的项目,其中就包括导弹;因此意见书特别指出在短期内研制成功,“非争取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大力帮助不可”。据此,意见书提出了向苏联等国家争取“外援”的计划。

  首先,选择国内航空科学研究人员以及相应军事、政治人员,组织航空参观团,于近期内前往苏联及其他国家参观并商议合作方案。其次,提出详细的留学计划,意见书指出:

  在今年暑期高等学校毕业后,调派两种人到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:一种是到合作国家去学习飞弹火箭制造工艺,同时请合作国家的专家为我国设计飞弹火箭制造的一系列工厂,预备到1958年生产我国自制的飞弹及火箭。第二种人,约300人,到合作国家学习设计及设计研究;这是建立航空设计院的基础力量。他们每人学一个专门方向,一两年或三年为期。同时请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代我们设计大型风洞及推进机试验设备(也要利用我们在国外的上述留学生),争取在1957年开始航空设计院的基本建设,1959年300留学生回国再请兄弟国家专家200人来我国,配合青年干部600人,开始航空设计院的工作。以后每年加入青年干部600人,到1967年达到6000人足数。

  在此背景之下,一批中国留学生远赴苏联学习导弹及相关专业,如宋健、孙家栋、王永志、聂力、丁衡高、吴美蓉、张敬良、张贵田、林华宝、童铠、梁晋才、崔国良、孟执中、于本水、刘从军、姚绍福、陈士橹等。

  但与争取外援相比,意见书更为关键的是表达出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:依靠外援并非长久之计,中国必须拥有研制导弹的能力,掌握“本领”。后来,确有一批苏联科技人员在中国研制导弹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;但中国之所以在1960年苏联“撤援”后还能成功研制导弹,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开展导弹研制工程之初就选择了独立自主的道路。而在这个道路上,最核心的就是一批“高级人才”聚集到此项工程中;钱学森在意见书中列出了一份“高级人员”名单,分别是:

  航空结构:王俊奎、钱伟长、王仁、杜清华、胡海昌、钱令希、郑哲敏、李敏华、范绪箕;

  他们中大部分人直接参与了导弹的研制工作,而其他人的工作也都与研制导弹有关;正是这些人奠定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基础,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。但仅有这些“高级人才”远远不够,意见书为此提出详细的人才培养目标。意见书指出:逐年扩大中国科学院有关航空的研究工作。到1967年,共有工厂技术人员2,400人,设计院技术人员5,700人。

  ――《关于“两弹一星”与伟人的一些回忆》,《光明日报》(2000年2月14日)

  ――《钱学森: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》,《光明日报》(2009 年11 月11 日)

  一切成就归于党,归于集体。我个人不过适逢其时,做了一点点事。自己想来,也很内疚,因为做得太少了。

  ――《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丛书――钱学森》,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扉页

  此后,中国科学院、高等院校以及其它研究机构都开设了相关专业,培养航空科学研究和设计人才;不仅如此,钱学森也亲自上阵,讲授“导弹概论”。那么,钱学森为何要将培养目标放在1967年呢?因为在其起草意见书之际,国务院正在制定1956至1967年十二年科学规划,并将喷气与火箭技术列入重点的发展项目之一;钱学森将时间节点放在1967年,就是将导弹研制计划纳入到全国科学发展计划中,从而争取到国家最大的支持和投入。正因如此,导弹研制工作自从启动之后就得到了包括中央、军工、高校、科研机构以及工厂等各个系统的鼎力支持和积极配合,成为一项由上而下的国家级工程;不仅如此,无论是科研和设计人员,还是工厂技术人员,都有极高的工作热情,废寝忘食,争分夺秒。这也成为中国导弹研制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,正如钱学森后来所总结的:

  按照我的体会,周总理、聂老总就是把他们过去在解放战争中,组织大规模作战的那套办法,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,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。所以尽管我们在经济、技术上有许多困难,但由于组织领导有方,还是很快搞成了。

  2月17日,钱学森起草好意见书后便提交给周恩来。2月22日,周恩来将意见书送审阅并致函说明:“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,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。”2月28日,周恩来又将意见书批给秘书长、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和各委员。这份意见书很快就进入实施阶段,实际上成为导弹研制工程的指导方案和技术文件。

  1956年10月8日,中央宣布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命钱学森为院长,全面负责导弹的研制工作。时至今日,中国航天已经走过六十一年。一甲子的时间,中国航天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、从大到强,凝聚了无数航天人的心血。

  王道力:《中国航天事业创建与发展历史的回顾》,中国宇航出版社,2005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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